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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型肺炎这轮疫情结束后,离婚率可能会升还是降?对家庭关系带来了哪些影响?

图片:Pixabay / CC0

Steve Shi

可以确定的是,经历灾难对于离婚率肯定是有影响的。不过有意思的是,离婚率是增加还是降低,要看具体遭遇了怎样的灾难。通过对文献的搜索汇总,我发现规律似乎是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会降低离婚率,而自然灾害则会增加离婚率。

例如 1995 年的奥克拉荷马恐怖袭击爆炸案之后,奥克拉荷马市和周边地区的离婚率相比于更远的区域是降低的(Nakonezny, Reddic & Rodgers, 2004)。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之后,纽约市的离婚率也是降低的(Cohen, Cole & Schoen, 2009)。相比之下,Xu 和 Feng(2016)发现从 2000 年到 2011 年之间,地震灾害让受灾地区次年的离婚率增加了 6.102%。Cohan 和 Cole(2002)也发现 1989 年飓风雨果也让美国南卡罗莱纳州 24 个受灾郡县的离婚率增加。

如何理解这种区别呢?

你可以理解为,恐怖袭击让人更怕死,从而更不愿离开婚姻。自然灾害重建让人压力更大,让关系受损,从而压垮更多婚姻。

Greenberg, Pyszczynski 和 Solomon(1986)提出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简称 TMT)认为人们在遭遇死亡威胁的时候会有更强的生存本能,这种生存本能导致更高水平的恐惧感,为了调节恐惧感,人们会运用文化象征体系中更为持久的意义和价值来对抗死亡的威胁。也就是说,当人在恐惧的时候就会尤其在乎婚姻那真爱恒久远的属性,婚姻的意义和价值是一种有效的对抗死亡焦虑的方式。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心理刺激和死亡恐惧非常强,所以因此恐怖袭击后离婚率普遍降低。

对于自然灾害来说,生活的失序和人身财产损失可能是更广泛的,比如 911 之后的纽约和 512 之后的汶川,显然后者的居民要面临更长期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这些额外的压力有可能会压垮那些本来就不稳定的婚姻,所以自然灾害会让离婚率增加。另外根据 John Bowlby 的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短期的外界刺激会增加人们在安全关系中寻找安抚的行为,而持续的创伤则会让本来安全的依附关系破裂。

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看,这次新冠肺炎之后的离婚率升降,其实就要取决于整个疫情的发展方向。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疫情主要是带来了心理上的恐惧感,防不胜防的病情让每个人都时刻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了克服死亡焦虑,人们也许会更加强调家庭的联结和相互支持,从而离婚率可能降低。但是如果疫情一直持续下去,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人际关系和经济上的负担,那么这就有可能增加一些本来关系就有问题的家庭的离婚风险。毕竟长期的隔离、收入降低和生活上的不便,肯定是非常消磨人们的情绪和关系质量的。

不过这个问题除了看离婚率,我们或许也要看看结婚率、生育率等等指标。比如奥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生育率是有增加的(Rodgers, John & Coleman, 2005),而中国的地震灾害似乎也让结婚率增加了 1.92%(Xu & Feng, 2016),而飓风雨果也同样让南卡罗来纳州的结婚和生育率增加(Cohan & Cole, 2002)。这样的现象或许说明,不论是恐怖袭击还是自然灾害,或许并不只是影响了婚姻关系的好坏,而是有可能加速了人们对于许多重要生命事件的决策速度。

也就是说,死亡焦虑让我们更加看清了生活的本质和自己的需求,而灾后恢复的压力也迫使我们不再犹豫,更加坚定地做出各种决定。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灾难会带来巨大的创伤和损失,但同时灾难似乎也扮演着推动幸存者向前走的角色,让恐惧和孤单的人们更早结婚,让错误的关系更快结束,让纠结要不要生孩子的家庭停止犹豫。

疫情让我们看清了人间冷暖,也提醒了我们生命的有限、脆弱和宝贵。希望疫情结束之后,大家都可以更有勇气,更坚定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或许是这次危机能给我们留下的最有意义的影响吧。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References

Cohan, C. L., Cole, S. W., & Schoen, R. (2009). Divorce following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26(4), 512–530.

Greenberg, J., Pyszczynski, T. & Solomon, S. (1986).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 need for self-esteem: A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n R.F. Baumeister (ed.), Public Self and Private Self (pp. 189–212).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Nakonezny, P. A., Reddick, R., & Rodgers, J. L. (2004). Did Divorces Decline After the Oklahoma City Bombing?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6(1).

Rodgers, J. L., John, C. A. S., & Coleman, R. (2005). Did Fertility Go Up After the Oklahoma City Bombing? An Analysis of Births in Metropolitan Counties in Oklahoma, 1990-1999.Demography,42(4), 675–692.

Xu, X. and Feng, J. (2016), "Earthquake disasters, marriage, and divorce: evidence from China 2000-2011",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25(1), 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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